中国本土企业道德及其管理现状 ——一项对东、

  中国本土企业道德及其管理现状 ——一项对东、中、西部212家企业的问卷调查

  摘要:对东、中、西部212家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道德及其管理现状的问卷调查发现:不道德商业惯例相当程度存在;道德冲突频率较高,且较多存在于与顾客、同事、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中;道德决策标准呈多元化和境遇性特征;对不当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多数企业已认识到商业伦理的必要性,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道德管理,但较少使用西方企业广泛使用的道德管理措施,且力度有待加强;提升企业道德需要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企业道德;道德管理;中国本土企业;问卷调查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之社会转型期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商业丑闻时有发生,不仅破坏公众对企业的信任,而且直接影响企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考察现阶段中国本土企业道德及其管理现状,既为企业改善自身管理提供依据,也给社会各界采取措施塑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减少乃至消除企业不道德行为,最终提高企业整体的道德水准提供启示。

  国外企业道德调查研究较多,如,Al-Khatib、Cacioppe、Schwartz和Belak等的调查[1-4]。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其中,王珏对苏州、盐城、南京三地企业的调查表明,单位组织集体道德行动表现出方向多元、动力不足及能力欠缺的特征[5];许建良在苏州和盐城地区的调查发现,企业人道德现状在总体上呈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等问题[6];刘丽莎利用企业伦理态度量表对6家企业的调查发现,员工的企业伦理观存在困惑,但大部分具有利益相关者意识[7]。总的来说,现有研究的积极探索有助于增进对中国企业道德状况的了解,但样本地域分布较窄,代表性相对有限,且缺乏专门针对中国本土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研究,尤其对本土企业不道德商业惯例的存在状况、道德冲突发生的频率及其情境、对道德困境的反应、道德/不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企业道德管理措施与成效以及企业整体道德水平的变化趋势等重要问题缺乏系统了解。有鉴于此,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考察。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用问卷来自曾组织过多次同类调查的日本丽泽大学中野千秋(ChiakiNakano)教授。该问卷大部分题目均选自美日以往的研究,内容成熟,使用广泛,可进行国际比较。问卷通过“翻译-回译”程序从日语译为汉语,且做了必要修改,以适应中国情境。正式调查前在5家企业各找1名受访者进行试调查,并据反馈对某些措辞做了细微的调整和修改。

  限于本研究的目的,调查样本选自中国大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土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行业分布广泛,规模跨度很大,以充分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具体调查程序如下,先电话联系样本企业的员工,确认其在本企业工作3~5年以上,再详细说明调查目的,征得同意后将设置在专业的调查网站“问卷星”上的问卷链接和访问密码通过邮件发给受访者,由其自行在网上填写,但每家企业只找一名受访者,且主要是各级管理者。问卷采用匿名填写,并承诺调查结果只用于学术研究,且严格保密,加上系网络调查,研究者难以确定哪份问卷出自哪家企业,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问卷填写的真实性。问卷填写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到2014年12月27日,共计获得212份有效问卷。其中,制造业占37.7%,非制造业占62.3%;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下的占9.0%,500~5000万元的占19.3%,5000万元~5亿元的占35.4%,5亿~50亿元的占16.5%,50亿元以上的占19.8%;员工人数499及以下者占35.4%,500~999者占11.8%,1000~4999者占28.8%,5000以上者占24.0%;一般员工占18.9%,基层管理者占25.9%,中层管理者占34.4%,高层管理者占20.8%。

  三、调查结果

  (一)企业应当对谁负责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必须为自身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负责。调查要求受访者据企业对7类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大小排序,1代表责任最大,7代表责任最小。结果见表1。

  表1企业应当为谁负责(N=212)

  显然,顾客被认为是企业最应负责的,股东位居其次,这一点和社会上企业只管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一般看法有异,表明企业日益认识到顾客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员工排名第三,但和股东的得分非常接近,表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员工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有趣的是,排名前三的利益相关者与近30年国际上进行的大多数研究是一致的,这可以理解为企业经营信条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到追求顾客长期满意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当地社区位居末尾。

  (二)对不道德商业惯例的认知

  调查问到受访者其所在行业是否存在普遍实行但不太合乎道德的商业惯例。61.7%的人认为“有一些”,10.9%认为“有很多”,远高于美国1985年的47%和3%及日本2004年的35.6%和3.6%[8-9];只有10.9%认为“完全没有”,远低于美国的44%和日本的37.3%。

  对那些认为本行业存在不道德商业惯例的受访者,调查进一步要求列出哪些惯例最应当禁止或消除。该题的结果较为分散(见表2),其中,58.44%的人觉得“贿赂性的物品或者回扣的提供与收受”最应该禁止或消除;44.81%的人选择“不公正对待员工”;“不公正的定价”(31.82%)、“对顾客不诚实或欺诈行为”(29.87%)和“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或协定”(27.27%)等紧随其后。

  表2应当禁止或消除的不道德商业惯例(N=154)

  (三)企业维护自身道德的程度与措施

  对于企业为维护自身道德做出努力的程度,选择“极为热情”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比例各为20.75%和64.15%,两者合计共达84.9%,说明大多数企业已经意识到商业伦理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基本上没有”(11.79%)或“完全没有”(3.31%)进行。

  表3总结了中国企业维护自身道德的方法,总的来说结果比较分散。使用较多的是“定期捐赠”(52.2%),“未采取特别措施,而将伦理与道德融入经营理念”(50.24%),“主要按集团总公司的政策开展活动”(48.78%)和“开展企业伦理和守法的培训”(41.95%)。值得关注的是,总的来说,西方流行的企业道德管理措施,如制订企业伦理准则、成立企业伦理委员会、设置专门负责企业伦理的部门/岗位、设立伦理与合规咨询热线、制定正式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制度等在中国本土企业中较少使用,而倾向于采用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方企业道德管理措施在中国的有效性有问题,比如,中国文化不太看重刚性的制度,因此较少从组织制度设计上做出安排;二是企业伦理在中国起步较晚,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和努力都不够,因此较少采取比较规范的措施。

  用Likert6点量表进一步调查这些措施的成效,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结果见表4。受访者认为,这些措施提高了员工的伦理意识(87.32%,即选择“一定程度上同意”、“很大程度上同意”和“完全同意”三项之和,下同),改善了公司形象(83.41%)和公司风气(82.44%),增强了公司内部的信任感(78.05%),提高了员工对公司和工作的自豪感(76.59%),能让员工心情愉快地工作(74.15%)。所有这些都说明,企业道德管理可带来相应回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企业道德管理不仅有利于改善企业形象,而且对增强企业内部信任感和自豪感,促进员工心情愉快地工作有积极作用。

  表3公司为维护企业道德而采取的措施(N=205)

  表4企业维护自身道德的成效(N=205)

  就受访者对企业道德维护措施的满意度而言,“很满意”和“在某种程度上满意”的比例分别为7.8%和54.63%,3.42%“很不满意”,17.56%“不太满意”,还有16.59%“说不清”,表明总体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工作中的道德冲突体验

  表5公司利益和个人良心发生冲突的具体情况(N=104)

  上述道德冲突发生在与哪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结果见表6。由表6可见,与同事、顾客、上司和下属四者的关系中遭遇道德冲突最多,因为员工平时与这些人接触最多。这一点与表5的相关结果比较吻合,也表明在企业内部关系的处理中,发生道德冲突的情况较多,值得企业管理者注意。还有,“当地社区”最不可能引发道德冲突,这一结果和表1中认为当地社区是企业最不需要负责的群体比较符合。

  表6道德冲突发生在与谁的关系中(N=104)

  在面临道德冲突时是将公司利益还是个人良心放在首位,结果如表7所示。总体而言,43.27%的人会根据具体情境决定,表明受中国文化“灵活变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影响,许多人的道德倾向是境遇性的;33.65%的人会“优先考虑公司利益”,只有23.08%的人会“按良心办事”,坚持注重个人道德信念的道德倾向。上述结果表明,当前道德倾向呈现多元化特征。

  表7道德决策时将公司利益还是个人良心摆在首位(N=104)

  (五)员工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

  影响员工道德/不道德决策的因素有很多,到底哪些因素的作用更大?调查要求受访者对影响其做出合乎道德决策的五个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各自的影响大小排序,1代表影响最大,5代表影响最小,结果见表8。

  显然,“自己的良心”是影响员工做出合乎道德的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而“公司的方针、风气”和“上司的行动、想法”分列第二、三位。

  表9总结了影响员工做出不道德的决策的因素。影响最大的是“上司的行为、想法”和“业界的风气、惯例”,其后依次是“自己的经济需要”、“公司的方针”和“同事的行为、想法”。显然,上司对员工不道德决策的影响很大,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自己的经济需要”也是员工不道德决策的重要原因。

  表8影响做出合乎道德的决策的因素(N=212)

  表9影响做出不道德的决策的因素(N=212)

  (六)对假设的道德困境的反应

  在面临各种涉及道德困境的情境下,员工会做出何种反应?本次调查提供了四个虚构的情境,要求受访者回答两个问题:“你会怎么做”和“你认为其他商务人员会怎么做”。

  “我想你误会我了。”他将一杯西瓜汁递给念蓉,“你肯定在我的口袋里发现了房卡,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事。”

  情境1:一个年收入200万元的公司董事,一年里将10万元的公司经费占为己有。

  表10列出了情境1的结果。68.87%的受访者认为“贪污公司经费”是不能接受的,但该比例远低于美国1985年(98%)和日本2004年(90.7%)的水平[8-9],这一点可能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及法律制度有关;19.34%的人认为“如果经营者知道这件事,而且不追究的话”,这种做法就是可接受的,表明当高层管理者对特定的不道德行为持容忍态度或表现出积极信号时,人们不会理会内心的道德不适,并接受他人的不端行为;而选择“公司内部其他的董事也那样做的话就不介意”的比例为11.79%。后两种选择支持表9中“上司和同事的行为、想法”是不道德决策重要影响因素的观点。

  表10情境1:侵占公司经费(N=212)

  另外,只有52.36%的受访者回答“其他商务人员”认为此种做法不可接受,而回答“其他商务人员”会做出其他两种选择的比例显著高于自己,说明多数人觉得自己比他人更道德,这点和美日以往的研究一致,而且在后面3个情境的结果中得到了一致体现。

  情境2:假定您是某个竞争极为激烈的行业的公司总经理。您听说竞争对手X公司最近有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并且可以预测到这一发现会给您的公司带来相当大的不利影响。此时,您了解到该公司有个对该发现有相当了解的员工有意来您公司工作。您会聘用这个员工吗?

  就情境2而言,由表11可见,中国企业倾向于雇用竞争对手的员工以获得技术机密。这一结果显著高于日本2004年(自己48.0%,其他经营者69.9%)及美国1985年(自己61%,其他经营者82%)的同类调查[8-9]。

  表11情境2:为获得技术秘密而雇佣员工(N=212)

  情境3:某个发展中国家,用金钱“打点”的做法很普遍。假如您担任与那个国家有生意往来的公司的董事。有一天,那个国家的大臣说他可以为了让您的公司接到5亿元人民币的项目进行特殊安排,但作为回报,要求您支付160万元人民币的“顾问费”。如果您的公司接了该项目,预计可以得到约3000万元人民币的巨大利益。那么,作为重要董事的您,会赞成支付这笔顾问费吗?

  表12情境3:为拉业务支付“顾问费”(N=212)

  对情境3的回答如表12所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选择“支付费用,觉得这种做法在该国是道德的”,这和日本2004年的水平(62.9%)差不多,但显著高于美国1985年16%的水平,并认为43.4%的其他经营者也会这样做,再次表明中国员工的道德倾向具有境遇性特点,并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尽管觉得不道德,还是会支付费用以确保利益”,显然只有少数人会以公司利益为标准进行道德决策。而只有14.62%的人会选择“即使失去这个大额合同也要拒绝大臣的要求”,很真切地说明面对利益很难保持操守。同样的情境下,51%的美国人和31.7%的日本人会选择拒绝支付,表明他们倾向于更多以个体道德原则进行决策,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两个国家反商业贿赂更为严厉。

  情境4:假定您是某零部件制造厂的地区销售经理。您手下的销售员,为了提高销售额而使用金钱收买零部件采购商。这种做法虽然有违被普遍接受的销售方针的地方,但又没有触犯到法律。您会怎么办?

  表13总结了对情境4的回答。只有27.83%的受访者选择“指示今后停止收买采购商,并追究涉事销售员的相关责任”,而认为其他人会做出同样决策的只有17.45%;且有19.81%的受访者选择“装作没看见,什么也不说”,远高于美国1985年的5%和日本2004年的3.6%,并且有51.42%的受访者认为其他人也会这样做,这实际上是默许下属的不道德行为,而销售部门业绩为王的政策导向往往会强化此类行为。

  表13情境4:对违规销售人员的处理(N=212)

  (七)企业道德水准的变化

  调查发现,有46.7%的人认为企业整体的道德水准比10年前降低了,36.8%的人认为提高了,16.5%的人认为基本没有变化。

  表14促使企业道德水准提高的因素(N=78)

  对于认为企业道德水准提高了的受访者,要求列出促使企业道德水准提高的主要因素。表14表明,“消费者和公众的认识提高了”是最重要的因素,“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了”、“最高经营者强调了企业道德的必要性”和“媒体的报道要求增加企业行动的透明性”紧随其后,“政府的管制和介入增加了”和“对管理人员的道德教育加强了”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显然,要提高企业道德水准,需整合并采用多种措施。

  表15总结了导致企业道德水准降低的主要因素。“官员腐败或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加”位居第一,这一点与近两年大批官员落马的事实较为一致,这些落马官员的背后一般都有企业的身影,说明较为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确实扰乱了社会秩序,是降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原因,需维持高压治理态势。“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下降”排名第二,符合一般的直观感受,而“因过度竞争导致的压力增大”排名第三,说明企业往往会因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而做出不道德行为。

  表15导致企业道德水准下降的因素(N=99)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调查业界人士尤其是管理者的道德认知和某些道德困境下的行为选择等来了解中国本土企业的道德及其管理现状,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道德现状方面:不道德商业惯例相当程度存在。道德冲突发生频率较高,且较多发生在与顾客、上司、同事和下属的关系处理中。道德决策标准呈多元化和境遇性特征。中国企业整体的道德水准与美日相比有较大差距。一方面,中国企业不道德商业惯例比美日企业更为普遍和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不当行为的容忍度普遍显著高于后者。

  2.企业道德管理方面:多数企业已认识到商业伦理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自身道德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较少使用西方企业广泛使用的道德管理措施,而更多采用不那么正式的方式,且力度有待加强。影响企业道德决策和整体道德水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人、组织和社会环境因素在内,因此,要想提高企业道德水准,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整合利用多种措施[10]。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样本规模相对有限,可能无法全面反应中国企业总体的道德及其管理状况,未来可以采取地域分布更广和更大规模的抽样;由于问卷设置的缺陷,无法比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以及不同地区企业间的差别,这些都有待以后的研究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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