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的论文_1

  SSK、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的论文

  ssk、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在论及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时,我们显然不能够忽视种种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记为ssk)与科学哲学传统立场的对立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等,一些学者更因此提出了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些主张?由各种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代的使命?以下就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具体论述。一、ssk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前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提法: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一主张的提出当然与ssk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直接有关,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由于爱丁堡学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在英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就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为错失了从一开始就与爱丁堡学派直接接触这样一个机会深感遗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在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发展以后,ssk内部可以说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后ssk;进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都倾向于跳出这一阵营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场,因此,从整体上说,ssk的影响就已从其巅峰衰落下来。WwW.11665.COM如果将原先在ssk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看成一个学派的话,我们就应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学派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说,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那么,这一方向或领域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直接对立,因此,上述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另外,我们并可由此而获得关于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特别是确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启示。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可以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单比较:尽管后者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样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不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更积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尽管曾出现过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但最终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红极一时、并将完全取代科学哲学的时髦学说或主张。从而,即使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地说,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对此可以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众所周知,ssk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因此,作为直接的开端,ssk学者就曾花费很大力量对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例如,这显然就是布鲁尔(d.bloor)等人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与等价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为这主要是一种移植的工作,从而就不仅相对于纯粹的创造难度较小,而且就像诸多类似的工作(如将系统论应用于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创造),在开展初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高产期,更可对那些一直在相关领域(在此指科学)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工作始终停留于对现成理论工具的直接应用,却缺乏新的创造性工作,所说的发展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就ssk而言,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其主要结论的预设性。对此,例如由所谓的强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认为就科学知识的产生而言,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一结论的片面性和绝对性,这种预设性无疑也将极大地抑制乃至彻底扼杀人们的研究热情,因为,如果最终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显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上了一个新的案例。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学科外部积极地去吸取各种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例如,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曾出现过的积极互动,就可被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具体地说,数学哲学在20世纪初期曾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与重要的动力;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则又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又是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积极互动的关键所在,即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显然,由以上角度我们也就可以更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为,按照所谓强纲领在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意义,后者就包括ssk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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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以拉图尔(b.latour)后来的工作为例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对于ssk基本立场的背离正是拉图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与其他一些后ssk学者不同,拉图尔更将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学转向了社会学与一般哲学,即是力图实现社会学的重建与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为对于科学的具体考察正是拉图尔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础,因此,由仔细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图尔始终停留于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学的考察去发展已有的理论,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学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学与一般哲学上做出任何创造性的工作。第三,以下的常见论点显然也与上面的分析有着直接联系: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推动,而必须找出学科内部的相关生长点。为了清楚地说明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内部生长点,仍可通过与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对照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了数学哲学的影响(例如由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再者,如果说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又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特别是,基本问题上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间的剧烈对抗与冲突,更可被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正如不少学者(如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由此可见,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问题的缺乏。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第四,笔者以为,无论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而言,又都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自身的研究对论文联盟http://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即应很好解决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这又正是ssk乃至所谓的后ssk(以及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即是在这一方面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研究所应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以下联系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作出进一步的论述。二、什么是后ssk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以下并非关于后ssk的全面综述,而只是希望通过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体分析,引出关于深入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启示。具体地说,这正是中国学者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立场,即是往往立足于对立观点的分析批判与辩证整合,这也就是指,在论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时,我们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如早期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新近的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等)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并以双方的必要整合作为自身的基本主张或最终立场,但在后一方面却又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上述的基本立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始终缺乏后继的工作,这显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创造性研究;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主张又很可能蜕化为空洞的教条,而如果我们更以追踪国外的最新发展去完全取代对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研究,则必然地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即貌似高明但事实上却只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指手画脚,而未能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也正是从上述角度去分析,笔者以为,作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关工作(以下将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专著《实践的冲撞》)就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正是皮克林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这两者实现适当的整合,而且,与空洞的论述不同,皮克林更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实努力,并具体建构起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立双方的适当整合(除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以外,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可看成对立面——在此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与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适当整合的又一实例)。另外,还应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外,皮克林也始终没有忘记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如科学对象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等,并就以此作为检验其创造性工作理论意义的重要手段,从而明显地表现出了问题引领这样一个特征。具体地说,以下就是皮克林实现对立面整合的实际途径:如果说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那么,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这样一点:尽管存在直接的对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这两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质——按照皮克林的术语,这就是指,它们事实上都可被看成属于表征主义(在笔者看来,本质主义或许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的范畴;进而,又正是这种关于两者共同点的分析为他同时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话来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所谓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说的转变就是对于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个适当整合。为了清楚地说明上述工作的特征与意义,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由于辩证思维的影响,除哲学以外,我们在其他各个研究领域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这样一种主张,即是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尽管后一立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错,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则又显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立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过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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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与后ssk的对立而言,我们还可特别提及这样一点:皮克林在相关的论文中曾明确提出,我们应从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这一术语之中去掉k与第一个s这样两个字母。显然,前一主张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与ssk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如果说ssk主要局限于社会学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摆脱了这样一种束缚并更加重视研究工作的跨学科性质;另外,去掉k则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学者所采取的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当大力提倡所谓的实践转向。例如,就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突现、开放性终结等,而这又正是后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其中同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力量,包括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等,以及对科学活动复杂性(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的突出强调。应当强调的是,对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并可被看成一个更为普遍的整体趋势,更有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即是集中于科学实践活动中先前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的一些环节或成分,如实验室活动、科学仪器的性质与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内容往往也只是关于科学史上某些具体案例的经验性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开展,理论分析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质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辩护(包括清楚地指明实践转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转而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别是,由对实践转向的积极倡导转而对理论优位这一传统的研究定位进行了深入批判。也正因为此,这些工作对促进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水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理论优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传统科学哲学在定位上的局限性,从而也就从一个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积极从事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性。当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ssk与其他一些相关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性的思考与争论,包括如何能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作出必要整合并实现整体性的超越,因此,这就是这些工作的一个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对如何才能更好发挥相关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作出认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应是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过分强调了科学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即是作为科学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释,而不可能对实际科学活动起到任何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这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义。由此可见,这也就是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所应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决自身相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定位,从而也就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例如,在笔者看来,由理论优位的批判我们就可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是应当更为深入地去认识与处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正是关于实践活动(包括科学实践与其他各种专业实践)更为恰当的一个定位,即是应当由理论指导下自觉实践过渡到反思性实践。三、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由ssk到后ssk的发展表明,简单提倡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并不恰当,就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更应坚持如下的基本立场:我们既不应随意地去倡导任何一种转向,乃至认为应当用某种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学哲学,也不应完全无视外部的相关研究,而应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启发因素,并以此为背景更为深入地去开展新的研究。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的主要涵义。以下再对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体意见。第一,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不同,自80年代以来外部的冲击应当被看成促进科学哲学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正因为此,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也就应当首先强调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这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吸取来自外部的各种有益成分与促进因素,更应认真挖掘科学哲学的内在生成点。为了清楚地说明由内到外的转变可能性,在此可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来自外部的冲击并非与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学哲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这就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几种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构成了科学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的直接出发点:(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因为,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种成分(特别是社会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其次,由于种种的转向说与取代说构成了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重要背景,我们又应特别强调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或者说,这就应被看成由内到外转变的主要涵义之一。具体地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应当清楚界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各个基本范畴,包括基于外部的冲击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畴。例如,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畴:逻辑与历史、理性与非理性、证伪与证实、理论与事实、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显性的)知识与(隐性的)范式、个体与群体,等等。那么,这就是ssk与其他相关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应当通过引入一些新的范畴以更为深入地揭示科学的性质:建构与反映、(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与不连续性,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往往就表现为用新的不同范畴去把握对象,也即主要表现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内涵,从而积极引入新的范畴就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具体体现。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对独立的基本问题的存在正是一个学科独立性的主要标志。从而,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应当突出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具体地说,基本问题不仅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也集中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与连续性,这就是指,科学哲学不会因一个接一个的转向丧失自我,并演变成纯粹跟风式的时尚。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高度重视如何能以新的发展,包括外部的相关研究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问题,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性与前沿(先进)性,并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例如,当前我们就应特别重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活动这两者关系的分析,包括更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实践这样一种关于科学实践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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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加强科学哲学研究的反思性与开放性。上面的分析显然表明:这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是应当努力突破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封闭性。下面再围绕科学观的问题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述。首先,如果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应努力实现由静态科学观向动态科学观的必要转变,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则就表明,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学的性质。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学的实践观念外,我们又应特别重视科学的文化观念,而这事实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一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具体地说,作为科学文化的分析,我们不仅应当将分析的着眼点由科学共同体转移到一般民众,也应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科学的文化功能,这也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肯定科学在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应注意分析与防止其可能的消极影响。其次,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这显然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一个基本涵义,即在坚持研究工作哲学性质的同时,我们也应十分重视科学哲学与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渗透与必要互补。例如,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必要互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与此相类似,对于科学哲学与ssk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再者,以上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理论优位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的论述显然表明:深入反思(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这是科学的文化价值的一个基本涵义:科学对于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科学观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科学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更由于工作的性质与科学处于长期的亲密接触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学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过系统训练,从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显然,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就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特别是,即是应当深入地认识与克服科学主义对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对此可称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例如,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如波普尔的问题一猜想一反驳一新的问题……库恩的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反常与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等等,但所有这些工作又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即是对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从而,这事实上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学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最后,反思性实践同样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定位,这就是指,科学哲学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对自身工作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从而才可能通过克服缺点与新的探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我们在此应特别强调超越具体研究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也即在元科学哲学层面上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为进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理论优位的立场以及关于科学主义传统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这一方面的实例。由于所说的开放性与反思性都可被看成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局限性,因此,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既应明确反对各种取消说或转向说,同时又应积极吸取ssk及其他相关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与积极因素,包括从更高层面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研究传统等作出自觉反思与批判。第三,大力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及,这正是ssk、后ssk与其他一些研究的一个共同弊病:由于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种理论兴趣,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甚至都未能给予后一问题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又一主要危险,即是由于高度的专业化而造成了与实际科学活动的严重分离。从而,这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标,即应充分发挥科学哲学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应当强调的是,这并非是指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学哲学应由传统的规范性立场转向启发性立场,也即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实际科学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从而也就可能通过新的努力不断达到新的更高水准——这事实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实践者的一个基本涵义。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也应保持对实际科学活动、特别是科学最新进展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与实际科学活动的紧密联系正是早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当时的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身就是卓越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尔、玻意耳、牛顿、马赫等,或是与同时代的科学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哲学家,如弗朗西斯·培根、洛克、康德等。但是,随着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现代发展,这两者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科学哲学也因此丧失了促进自身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动力,因为,即使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来自人文社会学科的冲击与挑战,以及对自身工作的自觉反思对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我们始终不能由科学本身的发展吸取必要的营养,科学哲学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将无法逃脱最终灭亡的厄运。综上可见,这就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合理定位,即应坚持研究工作的哲学性,并努力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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